1960年，西铺村迎来了一位希望亲身体验农村生活的作家——古建滋。古建滋是在报纸上读到王国藩和“穷棒子社”事迹的，他被这个人物的故事深深吸引，于是从北京赶来，打算亲自了解王国藩的传奇经历。
古建滋的最初目标，是要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合作社的作品，灵感来源于苏联作家达维多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在这本书中，达维多夫是核心人物，他的事迹展示了苏联在农业改革中的示范作用。对于古建滋来说，王国藩无疑是中国版本的“达维多夫”，于是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对王国藩的深入采访。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古建滋逐渐发现了王国藩身上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1961年，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。王国藩和三名军政干部，在盖西铺村的招待所里低价买入四根木料，将其加工成棺材板然后转手出售，最终获得了210元的利润。四人平分，每人分得50多元。此事引起了关注，而王国藩的处理方式，也揭示了这位全国劳模身上复杂的一面。那么，这件事后来如何处理？王国藩的经历中，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？
展开剩余79%在清代末年，西铺村诞生了一位有名的绅士。这位绅士家境曾经显赫，但因沉迷鸦片，家业逐渐衰败。到了1919年，绅士的第四代后代——王国藩诞生了。王国藩的父母喜得贵子，颇为欣喜，可以说是“乐不可支”。然而，命运却并没有一直眷顾王家，七岁那年，王国藩的父亲因病去世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年轻的王国藩便四处奔走，学会了从村到村倒卖粮食。
1941年，西铺村遭遇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，王国藩的家乡陷入了敌人手中。在村子沦陷后，王国藩加入了村里的办事处，成为了一名办事员。由于他积极帮助八路军，最终被引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。
1949年的土改中，王国藩被定为“没落地主”，遭到严厉的批判。政治上的困境使得他在经济上也举步维艰。那时，他的家庭生活十分拮据，五口之家只能依靠他在县里运输部门做小工来勉强维持生计。
1951年，王国藩在从县城回村的途中，偶遇了好友赵涌兴。两人曾在日本华北采金公司共事，赵涌兴此时已是区委副书记。赵涌兴得知王国藩的困境后十分同情，主动帮助王国藩争取到了县委的关注。1952年，县委纠正了对王国藩的错误划定成分，恢复了他的党籍。同年，王国藩应邀参加了“河北饶阳县耿长锁办社经验”的活动，并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——想要彻底摆脱贫困，唯有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穷人帮助穷人，才是解决之道。
回到村里后，王国藩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最终只有23户贫农响应了他的号召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其中有11户几乎是靠乞讨度日的。在此过程中，一些当地的地主嘲笑他：“这真是个‘穷棒子社’。”然而，王国藩并没有灰心丧气，反而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。没有人想到，正是这个被讽刺为“穷棒子社”的小社团，后来竟然成为了全国闻名的典范，王国藩也因此一跃成名，成为亿万农民中的代表人物。
作为“穷棒子社”的社长，王国藩的烦恼很多。临近春播时，他面临两大难题——既没有牲口，也没有农具。有人建议向国家求助，但王国藩却不认同这个想法，他决心自力更生。他回忆起小时候随父亲上燕山挖药材的经历，决定让社员们前往距离村子四十里的燕山王寺峪山采集柴火，同时有些人留在村里捣冰粪。经过不懈努力，2万多斤山柴被换成了现金，这一转变让全社的人都大为震惊，贫困的阴霾终于开始消散。
这笔资金在王国藩手中，临近春节时，有人提议把钱分掉，但王国藩拒绝了这一提议。他认为这些钱应该用于购买牲畜和农具，帮助社员们实现长远的生产目标。“穷棒子社”终于得到了急需的生产资料，但仍然面临不少问题。例如，社里有了羊，却没有羊圈；有了牲口，却没有足够的饲料。于是，王国藩再次组织人手上山打柴，解决了这些实际困难。
在王国藩的带领下，“穷棒子社”渐渐走上了正轨，逐渐变得红红火火。1953年，时任区委书记的赵涌兴在一次大会上推广了王国藩的办社经验。随着王国藩事迹的广泛传播，媒体和报社也开始大力报道，1955年，毛主席听闻了“穷棒子社”的故事，并对王国藩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曾赞扬道：“在遵化县的合作社运动中，有一个叫王国藩的合作社，23户贫农，大家称之为‘穷棒子社’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改变生活……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缩影。”
1960年，作家古建滋来到西铺村，打算亲自了解王国藩的事迹。随着采访的深入，他不仅了解到了王国藩的成就，也逐渐意识到他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人往往有两面性，王国藩身上既有辉煌的一面，也有自私的一面，尤其在利益面前，他偶尔表现得并不完全无私。
随着王国藩越来越受关注，他的职务也逐渐升高。1957年，王国藩曾参加全国劳模会议，成为了举国瞩目的焦点人物。古建滋认为，王国藩的问题应该向上级反映，帮助他认识并改正自己的不足。
1962年，古建滋将王国藩的事情先告诉了赵涌兴，赵涌兴感到震惊后，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县长，并向唐山地委反映。经过层层上报，最终，北京派遣工作组进行调查。面对工作组提供的证据，王国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
由于王国藩的问题相对复杂且不算严重，最终由华北局来处理此事。虽然有声音认为王国藩应因贪污行为受到严厉处罚，但书记李雪峰认为应该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中央有相关规定，百元以上算是贪污，千元以上为分子，而王国藩此次事件涉及金额较小，属于“多占多吃”而非严重贪污。最终，王国藩做出了深刻的检讨，并且将不当所得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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